俞炜华，赵媛.社会问题经济学，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2.
第一章 引论
第一节 经济学的定义
经济学：研究人类经济行为的科学。
经济行为：与选择相联系的行为。
选择产生的原因：资源的稀缺性。（此稀缺是相对于人类的需求而言的，是相对概念。）不得不在有限的资源间做出取舍，形成了选择。
为什么可以做选择：资源有多种用途，例如时间资源的分配。
资源的不同配置带来的价值是不一样的。在同一个时间点，例如考前，将时间用于突击复习的效用大于玩电脑游戏。因此，选择依赖于面临的境况。
- 经济学是研究如何把有限的资源配置到多种互相冲突用途上的一门学问。
第二节 经济学基本假设：理性和自利
理性：人们总在特定的约束条件下，在各种可能选择中，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目标实现（效用最大）的选择。效用不仅仅包含物质利润，而包括风险，名誉等多方面要素，且它们之间存在替代关系。
生活中许多的不理性行为，往往是研究者对行为者约束条件的不理解，而不是行为者自身行为的不理性。
- 野蛮人说话其实并不野蛮：因为原始部落使用茅草屋，鸡犬相闻，如果家里言语之间涉及他人隐私或者中伤他人，很容易被邻居听见从而损害名誉。
- “冲动”情绪的工具性内涵
自利：人会想方设法追求自己的福祉。
对自利的误解：很多人常常利他；自利就是自私，人不应该自利而应该多为他人着想。
- 利己是自私，但不一定损人，且很多时候为了达到利己目的最好的方法反而是施他人以恩惠。
- 生活中充满着利己行为，如菜市场挑选新鲜蔬菜，网购使用优惠券。很多“利他”的人实际上是为了自己的精神追求，属于利己的一部分。
并不是理性和自利不容怀疑，而是经济学还没有提出一种能对理性选择理论形成竞争，并具有像它一样的一般性的理论 ——贝克尔
为什么利他是不合理的？
- 在一个丧失利己诱因的社会，激励机制就无法有效运行，导致社会停滞。逻辑上，人的利他动机和利己动机强度同样时，激励问题就不在出现，可这是不现实的。
- 利己倾向将人们自身的欲望暴露出来，反作用于生产，促进社会进步，优化资源配置。在利他社会中人们会将自己的倾向隐藏起来，生产缺乏信息，社会将停滞。
- 现实社会中人类的利己倾向显著大于利他倾向。如果将利他作为假设，产生的经济学理论将无法应用于现实。如果将利他作为假设，产生的结果一旦有误将是灾难性的。例如按照所有的人都是君子 的制度应用于世，就会被可能存在的小人利用而造成损失。
看不见的手定理：人们遵循理性和自利产生的市场自我调节促使资源配置最优化。
第三节 经济学帝国主义：用经济学分析一切
凡是以多种用途为特征的资源稀缺情况下产生的资源分配与选择问题，均可以纳入经济学的范围，均可以用经济分析加以研究
—— 贝克尔
经济学向其他领域的扩张产生了新的理解。
第四节 对经济学的误解
- 经济理论无用论：经济学是一种智力游戏。
- 经济理论不切合实际：
- 经济学家之间分歧很大：
第二章 经济学基本原理
第一节 机会成本
在多种选项中，通过选择行为放弃的选项（付出的代价）中最大的一项称为机会成本。
需要注意的问题：
- 经济学用放弃的收益来定义成本。因为同样的资源对于不同的人其重要性（价值）并不相同。
- 成本和选择时的机会紧密相连。没有选择余地的“选择”是没有成本的，因为没有放弃任何东西。这意味着只有使用“稀缺”资源才有成本，使用无限资源（往往是公共物品）时不产生成本。
机会成本只存在于做出选择决定的时刻，在此之后立即消失。它建立在预期的基础上，是事前而不是事后的概念。 - 机会成本不是放弃的选项的总和，而是其中最高的一项。因为只能选择一个选项，失去的也只能是一个（反过来想，总不能剩下的全都同时做）。使用最高代价的一项纳入考量也更合理。
- 经济学不承认“客观成本”，成本总是和行为、决策和选择相联系，事物本身不会有成本。成本总是对某人而言的成本。
- 成本及其比较是一个主观概念，不同的人评判价值的方式和结果不同。同样机会成本是主观的。
- 成本不仅仅是指能用货币衡量的成本，也包括时间、快乐、健康等等。
- 当一种成本已经发生而无法收回时，这种成本就是沉没成本。它存在于过去，和存在于未来的机会成本相对应。
第二节 边际
边际变动：对现有行动计划的微小增量调整。
- 人类的理性选择是通过考虑边际实现的，经济思维是一种边际思维。
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的考虑：微小增量带来了正面的边际收益和负面的边际成本。如果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人就会进一步使用。在边际不断调整的过程中，边际成本最终等于边际收益，在此点达到收益最大化。 - 配置资源时，应使其在不同用途上的边际收益相等。
第三节 激励与反应
激励：约束条件的变化。这会引起边际成本和收益变化，进而影响人的选择行为。
第四节 分工和贸易
贸易：两人或多人之间交换有价值的商品或服务。
一、自愿交易使每个人过得更好
贸易使得专业化分工成为可能，提高效率；提升交易者的福利水平（满足了自己的愿望）。
- 古代家庭“男主外，女主内”，男性的体力劳动和女性的家庭服务互相换取，提高家庭生产力和福利水平。
交易促使资源获得最有效的使用，资源在交易中得到优化配置。注意：该原理成立的前提是自愿。
- 同样的一台电脑，最终会落到对它的价值评价最高的一方手里。依据他们的需求程度不同，甲愿意出3000元，乙愿意出4000元，丙愿意出5000元。最终通过自由交易电脑会落到最需要的人（丙）手里，另外两个人也可以拿到钱。
二、机会成本与贸易
比较优势理论
在做出一个选择时，如果能充分认识到自己做出这个选择的机会成本相对于别人做出同样选择的机会成本而言比较低的话，那么这个选择就符合比较优势原理，也就能在与别人的交易中获利。
第五节 市场与政府
一、市场通常是组织经济活动的一种好方法
市场经济的成功是一个谜！
- 在市场里，每个人都主要关心自己而非整个社会的福利，但事实证明市场经济在促进总体福利上非常成功。
原因：价格引导了个人和社会利益的一致。市场价格是买者和卖者共同决策的结果，反映了一种物品的社会价值和生产该物品的社会成本。价格会自发调整，指引买者和卖者，在多数情况下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
当政府——“看得见的手”——干预市场，阻止价格自发调整时，就限制了这种协调能力。中央计划经济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计划者缺乏关于生产者成本和消费者偏好的信息。在市场经济的国家，这些信息是由自发调整的价格提供的。
二、政府有时可以改善市场效果
原因：
- 只有政府实行并维护制度时，市场才能起效果。如通过国家强制力阻止违法犯罪、保障私有财产和合法权益等。
- 市场并不是无所不能的，即市场失灵（市场配置资源不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的情况。
- 外部性。外部性是指一个人的行为会对旁观者的福利产生影响，但未向旁观者补偿或收取费用的情况。外部性会使行为者实施某行为的社会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不相等，使经济在非效率的情况下运行。正外部性：没有收取费用。负外部性反之。
- 市场势力：单个或者一小群人具有不适当的影响市场价格的能力。如垄断企业等。
- 即便市场是在公平的规则下运行，也会造成贫富分化，造成经济福利上巨大的不平等。很多公共政策（所得税、福利制度）都是在实现更平等的经济福利分配。
| 外部性 | 效果 |
|---|---|
| 正外部性 | 该产品或服务会提供不足（干的是吃力不讨好的活！） |
| 负外部性 | 该产品或服务会提供过度 |
三、现代混合经济
经济学家对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严重性评判不同。
各市场经济国家均是政府和市场各归其位的混合经济体系。
第六节 信息和交易成本
一、信息
- 大家为什么选择固定的水果店而不是流动摊贩？
原因：人们熟悉水果店商品的品质、服务是否可靠，但不具有流动摊贩的相关信息。 - 信息具有价值
信息和其他商品存在差异：
- 信息的价值难以确定。在出售前，买方并不知道该信息值多少钱；如果展示此信息，就无法出售。
- 信息的消费不具有排他性。一个信息被售出，卖方所持有的信息并没有减少。
生活中存在许多靠提供信息赚钱的组织。由于其提供“信息”这个商品，买卖双方搜索交易对象的成本显著降低，这些组织仍具有生产性。
信息的提供需要被规范。在有的领域，信息不对称的作用会强烈到影响市场性质。
- 在二手车市场，卖主对车况持有更多的信息，但他可能会隐瞒不利于定高价的信息来获利。最后，买者只愿意按照平均车况来出价，最终好车被排挤出市场，市场商品质量下降甚至消失。
因此，在现实中，卖者往往会对信息提供担保，如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检验并对结果担保或者卖者保退货等。
政府有时也对信息的提供进行规范。如要求食品制造厂在包装上写明成分、制定行业标准等，以此来防止信息不对称对消费者利益造成损害，进而伤害行业发展。
不完全信息会影响激励。大学教学质量的评估方案之一是学生问卷，但学校管理层不能确保问卷结果的真实性。如果评估结果和教师的薪酬挂钩，就会发生教师讨好学生，分数膨胀的现象。
二、交易成本
交易本身也有成本。
交易成本就可以看作是一系列制度成本，包括信息成本、谈判成本、拟定和实施契约的成本、界定和控制产权的成本、监督管理的成本和制度结构变化的成本。简言之，包括一切不直接发生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成本。——张五常
获取信息的成本是交易成本的重要部分。如果能发展相关产业来使人从事信息的生产，就将减少交易过程的障碍，降低交易成本。
第三章 需求、供给与均衡
第一节 需求
一、需求曲线与需求定理
需求量：消费者愿意并能够购买的一种商品或服务的数量。需求是购买欲望和购买能力的统一。
需求定理：在其他条件不变时，一种物品的价格上升，对该物品的需求量减少；一种物品的价格下降，需求量增加。
表示方式：需求表，需求曲线
二、需求曲线的移动
需求曲线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如果其他因素发生变动，曲线也会移动。
需求变动：价格之外的因素变化引起的购买数量的变化。当购买量在每一价格水平上都增加时，需求曲线向右（上）移动，称之为需求增加，反之为需求减少。
影响因素：
- 收入。随着收入增加，
|商品种类 | 需求变化 |
|:------- |:---------------------|
|奢侈品 |需求增加（有钱享受了）|
|低档品 |需求减少（有钱不受苦了）|
参考：正常商品，劣等品和吉芬商品的区别及关系是什么呢？-知乎
2. 相关物品的价格。
替代品：一种物品价格上升，引起另一种物品需求量增加。
互补品：一种物品价格上升，引起另一种物品需求量减少。
-
偏好。偏好程度和需求正相关变化。
-
预期。对未来的预期也会影响现在的消费行为，比如预计到的优惠活动。
三、市场需求
市场需求：所有个人对某种特定物品或劳务需求的总和。
市场需求曲线是个人需求曲线的和。
四、需求曲线与需求量的变动
需求量变动：价格变化对需求量变动的影响
需求变动：除价格外其他因素变化的影响
前者表现为沿着需求曲线移动；后者则是整条曲线的移动。
第二节 供给
一、供给曲线和供给定理
供给量：厂商愿意并能够出售的某种商品或服务的数量，和需求量一样同样是“愿望”和“能力”的统一。
供给定理：一种物品价格上升，该物品供给量上升；反之亦然。
二、供给曲线的移动
供给曲线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如果其他因素发生变动，曲线也会移动。
供给变动：价格之外的因素变化引起的供给数量的变化。当供给量在每一价格水平上都增加时，供给曲线向右（下）移动，称之为供给增加，反之为供给减少。
影响因素：
- 投入品价格（成本）。一种物品的供给和它的生产成本负相关。
- 技术。技术提升促使企业在成本不变的情况下增加产量，从而增加供给。
- 预期。厂商对未来的预期影响它的生产行为。比如定期断电囤货提高市场颗粒价格的某爆炸星（x
三、市场供给和个人供给
市场供给是所有卖者供给量之和。
四、供给变动和供给量的变动
供给量变动：价格变化对供给量变动的影响
供给变动：除价格外其他因素变化的影响
前者表现为沿着供给曲线移动；后者则是整条曲线的移动。
第三节 价格、供给与需求
随着价格的提高，需求者可能变成供给者。
例：随着利息的提高，人们从资金的需求者变为供给者。
第四节 均衡与供求定理
一、市场均衡
均衡价格：使供给量等于需求量的价格。
均衡数量：当价格调整到供给与需求相等时的供给量
经济学认为，在没有人为力量干预的情况下，市场价格会自发向均衡价格调整，达到均衡相等的均衡状态。如果市场价格不等于均衡价格，就会引发产品过剩/产品短缺，根据供需曲线影响价格向均衡价格靠拢。
供求定理：任何一种物品价格的调整都会使该物品的供给和需求达到平衡。
二、均衡点的变动
在其他条件不变时，
需求变动将使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同方向变动；供给变动将使均衡价格反方向变动,均衡数量同方向变动。
供给和需求同向变动，均衡数量同向变动，均衡价格的变动取决于需求和供给的变动幅度；供给和需求反向变动，均衡价格与需求同向变动，均衡数量的变动取决于需求和供给的变动幅度。
第五节 供求定理的应用
- 华盛顿大学教授的工资：华盛顿大学的工资比平均水平低20%——“雷尼尔效应”。西雅图美丽的景色提高了教授数量供给，导致“教授商品”价格下跌。
- 苏丹的奴隶赎买失败：爱心组织赎买奴隶（需求增加）导致奴隶供不应求，奴隶价格上升，激励了奴隶主组织人手抓捕更多奴隶。
- 赞扬“国难财”：政府阻止灾荒地区生活必需品因需求增加导致的价格提升，使得供给者失去激励，商品持续短缺。
- 赞扬黄牛：我们发现，黄牛交易中双方都是自愿且获利的。出现黄牛的原因是票定价过低，供不应求，黄牛充当了调节价格的作用，促使票到达最需要它的人手中。实际上，无论是谁的利益都没有受损：主办方的票按照原价售出（主办方定价过低所造成的损失是其自身原因而非黄牛的过错），购买黄牛票的人享受了演出（并且觉得物有所值），而一般观众仅仅是失去了从价格差中获利的机会。
第四章 政府管制与市场还击
第一节 价格管制
价格管制包含价格上限和价格下限。
一、价格上限
价格上限可能会导致短缺。
假设市场价格位于供需相等的均衡点且高于价格上限。如果政府强制力将价格降低，需求量就会增加，供给量会减少，造成供不应求：以租房市场为例，本来可以租到房子的人（愿意出高价的一部分）租不到，因为价格下降开始想租房子的人也租不到。
效率：帕累托均衡，在有效率的情况下没有人可以不损害他人福利来改善自己的福利。
价格下限带来非效率：
- 消费者之间的配置非效率。愿意出高价满足自己需求的消费者因为短缺而福利减损。
- 资源浪费。消费者为寻求空余商品不得不付出时间成本等，造成资源浪费。可以看均衡点价格和价格上限之间的差值体现为非货币成本，价格最后没有变化而造成了其他资源的浪费。
- 低质量的非效率。在有价格上限的情况下，供给者的利润减损，因此通过减少成本的方式提高收入，商品的质量随之下降。
- 黑市和歧视。短缺引起黑市，以允许高价买入卖出商品。黑市的存在增加了政府监管的行政开销。价格管制也降低了歧视的成本。在均衡点下，若愿意出均衡价格的买家仅为受歧视人群，卖家可能因为高价格的诱惑放弃歧视，将商品出售给他们。价格上限为卖家提供了“选择权”，他的歧视成本（因为歧视，不卖给受歧视人群而少挣的金钱）减少甚至为0，他可以按照自己的偏好挑选买家。
二、价格下限
价格上限可能会导致过剩。
价格上限带来非效率：
- 卖主之间的非效率配置。以最低工资法为例，原本许多工人的水平低但价格低廉，企业以低价雇佣，换取相对低一点的产出。但是最低工资导致了对这些工人的报酬过高，企业不愿意继续雇佣，工人也失了业。
- 资源浪费。商品过剩浪费了商品。价格保护下，过剩的过期食品、农产品等不得不被销毁。最低工资法下，许多低水平工人为找工作付出了大量时间和精力。
- 高质量的非效率。商品高质量是好事情，但是必须与其成本相匹配。当成本与价格之差过高时，为了吸引顾客，会引起不必要的增加成本，使性价比均衡。尽管如此，买者也不愿意购买高价产品。跨大西洋的航班曾经被国际协会定得很高。为了吸引顾客，航空公司提供了过分丰富的飞机餐、过于周到的服务。所有的这些都是不必要的浪费，并且很多人仍然坐不起飞机。
- 黑市和歧视。以最低工资法为例，它会促使打黑工的黑市出现。非熟练工人的过剩给了雇主更多的挑选机会，同时也是展现他歧视的机会——在非熟练工中雇佣他不歧视的人群。
- 最低工资法的害处。最低工资法规定了任何一个雇主要支付的最低劳动力价格，目的是保障工人的最低生活水平。最低工资的影响取决于工人的技术水平。对于熟练工而言，最低工资法对他们没有影响，因为他们的工资远远高于最低工资。最低工资对于青少年劳动市场的影响最大。因为青年工人缺少经验，因此愿意接受低工资来换取在岗经验。最低工资法扼杀了青年工学习的可能。并且，价格的提高也会增加供给，可能会促使更多青年学生辍学来参加工作。
最低工资法的确提高了一部分工人的工资，这也是它最初的目的。但是经济学理论表明，工人的工资取决于其边际生产力。最低工资并没有提高这些被提升工资的工人的边际生产力。企业为了提高边际生产力与成本（工资）相匹配，不得不解雇一部分工人或者降低工人在其他方面福利待遇水平。
第二节 数量管制
政府规定某种商品交易的数量而不是价格：通常政府通过发放许可证和执照的方式来限制市场上的交易数量。
假设执照是可以被出租的，则出现两个交易和两个价格：（1）商品市场交易及其价格（2）执照市场的交易及其价格。只要某种商品的供给受到法律的限制，在交易数量对应的供给价格和需求价格之间就会出现差异，被称作“配额租金”，它是执照所有者从执照所有权中获得的利益。
非效率表现形式之一为减少了本来存在的、对买卖双方有利的交易。
因为数量管制下人们愿意交易但不被允许，人们有激励规避数量管制甚至违反法律。如“黑出租”。
第三节 价格、管制和租值耗散
在约束竞争的准则中，除了按照价格分配，还有不同的分配准则，如行政等级、学习成绩等等。当管制导致价格准则被压制时，其他准则就会替代价格准则。
除了价格准则，其他决定准则都会带来租值耗散。其数额就是准则优势力量（如拥有执照）的所有者出租自己力量的资金，如执照的租金。在价格竞争下，这部分资金以交易价格的一部分（为数量管制下，管制数量和两条曲线交点的价格差与管制数量围成的面积/价格管制下，数量的差值和管制价格围成的面积）出现，因此纯价格竞争下不存在租值耗散。排队是一个典型的约束竞争的准则，但与价格准则相比，排队会出现租值耗散：排队花费的时间成本对社会没有任何贡献。
自1970年以来，经济学一般将租作为社会福利的净损失，即租会全部耗散。张五常的论文《价格管制理论》指出，租并不会全部耗散，租会被获取租成本最低的人获得，租的价值和成本之差的部分并没有耗散。如参与某种礼品发放排队的往往是时间成本最低的老年人而非白领，他们预期排队获得的租的价值超过排队的成本。
第五章 经济学与道德
第一节 为什么会形成经济学家不讲道德的观点
- 不少经济学家被利益团体收买，充当其打手。
- 经济学家的话良药苦口，戳穿了不少团体的伪装而使他们利益受损。
- 经济学相对于公平更注重效率，显得功利且冷血。
经济学家替富人说话是经济学家不讲道德的经典例子。但是为富人辩护是维护公平的正确行为。
-
富人致富的几种方式：一是勤劳致富。二是资本，即以钱生钱。这种方法受到反感。但是，资本运转造成的生产力为全社会带来就业岗位和福祉。只要资本来源合法，这种致富方式就应该受到支持。三是富人具有天才。以上三种合法的致富方式应该被支持，以形成对努力工作的激励，促使整个社会形成良好竞争和阶层流动氛围，推动社会进步。一厢情愿地消灭贫富差距造成的只能是均贫而非均富。
-
富人炫耀性消费的社会价值：消费对生产有反作用。如果限制炫耀性消费，就没有人愿意花高价鼓励高质量的产品，研发和创新也就无从谈起。
第二节 经济学视角下的道德问题
一、经济学可以研究道德问题
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是实证科学，道德作为外生变量进入经济研究当中。但普遍的观点是经济学也可以在社会道德建设中贡献自己的力量。
二、成本、价格与道德
道德行为同样符合供给定理。价格越高，供给就越多，也就是道德行为带来的效用（社会关注、形象宣传等）越大，实行它的人就越多，次数就越多。
- 子贡救溺水者的故事
不道德行为也是如此。不道德行为的供给同样会随着其收益上升而上升。这就造成了一些人的利欲熏心行为。
投入品价格（成本）越低，供给就越多。这个规律同样适用于道德行为。
- 通过增加垃圾桶的数量，降低维护校园环境干净卫生的成本，可以使校园更加整洁。
- 在公交车上让座成本（站立时间、车票价格）很低，于是有很多人让座；在长途火车上则往往很少。
三、财富与道德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虽然也有贫贱不能移的人存在，但普遍上财富和道德却存在一定关系。
- 人们可以为了财富放弃道德。每一个人的道德底线有所差异，让他放弃这一底线所需要的财富也有所差异。可以用财富换算道德。
- 道德教育需要财富投入。道德生产函数投入的是财富，产出的是道德，同样受边际规律制约。比如听到某个英雄人物的事迹，随着次数增加，其造成的鼓舞也在减小，最后甚至会产生对道德说教的厌恶。因此，道德教育也要考虑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
-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包含了两层含义。
- 投入要素增加。社会总资源丰富，投入道德教育的资源也会增加，社会道德水准随之提升。
- 生产函数的改变。按照马斯洛的需求理论，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上升和生活水平提高，低层次需求得到满足，人的追求转向更高层次。此时违背道德的行为将对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产生阻碍，社会对不道德行为的容忍度也随之减少。
第六章 婚姻与家庭经济学
第一节 结婚的成本和收益
贝克尔认为人们结婚的目的是从婚姻中得到最大化收益，即力图以最小成本换取最大收益，其中的核心是男女可以提供互惠式的服务。
经济学认为，单身男女会将他们结婚所能得到的收益和两个人选择单身时的收益进行比较，如果结婚后获得的利益（基于对家庭产出的分享）超过了单身时的收益，他们就会结婚，反之则会继续寻找并保持单身。而结婚夫妇的总收益和各自单身时的收益之差就是婚姻的净收益。
结婚的收益：
- 性的满足和自身基因的延续。婚姻确保男女双方共同养育后代，减轻了彼此的压力，其子易于成人。
- 夫妻间通过分工合作、生产合作与互相扶持实现分享一些个人生活无法取得的收益。
- 通过劳动分工实现两性的比较利益和递增报酬（男耕女织，发挥比较优势）
- 互相提供信用，协调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一人对另一人投资，之后坐享其成）
- 分享家庭公共品
- 防灾保险
-
家庭生活中许多行为不具有规模经济的特点，如刷牙、洗脸等个人行为，分工并不能带来效率提升，甚至有时自愿的占用还会带来不便，如洗漱间拥挤。
但是，家庭生活中仍有很多活动具有规模经济的特征。比如两个人各洗自己的衣服所消耗的时间、水等资源加和大于一个人洗两个人的衣服；两个人各自租赁小公寓需要的成本大于共同租赁一个大公寓等。总体而言，家庭造成的规模经济要大于规模不经济。 -
夫妻间根据两人个人能力擅长不同而进行分工，实现家庭收入的最大化。在中国古代则表现为男主外（体力活）、女主内（女红、家务）的形式。并且还将带来“干中学”的效果，其专业能力随着长时间从事相同工作而提升。无论是哪种分工，效率都高于每个人既主外又主内。
-
男女间的分工其实是男女之间协调人力资本投资，实现专业化分工以最大化家庭收入，但这种分工是以婚姻契约为基础保护主内方的合法权益为前提。当夫妻中的一方为取得更大的进步需要放弃一定的眼前利益或者要求对方牺牲时，如果没有婚姻契约做保护，协调成本也许会高到计划无法实施的地步。
因此，家庭关系类似于一个长期稳定的契约关系，家庭成员在此契约中，可以进行相对稳定的合作，并分享合作的长远收益。 -
婚姻的成本和收益还和家庭的经济状况有关。贝克尔的实证研究表明，贫穷夫妻结婚的净收益要小于富人和高学历的人，这就造成富人和高学历的人的家庭稳定性要高于穷人家庭。
第二节 女嫁男、裹脚和三从四德
从理论上讲，男嫁女和女嫁男的效果应该一样，那为什么女嫁男才是人类社会的传统呢？
- 传宗接代。这个理由并不成立，因为反之也可以实现。
-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男性的劳动力较高，所以男嫁女会给男方家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这个理由也不成立，原因是嫁妆制度的存在。彩礼和嫁妆的差额是男方家庭给予女方家庭因为嫁女造成经济损失的补偿。如果男嫁女，同样可以通过索取更多彩礼补偿损失。
张五常认为，古代社会普遍采取女嫁男的主要原因是“婚姻合约签订以后迫使孩子工作和防止他们可能的逃跑所需要的成本”。通过婚姻将女孩娶回家和让其保留下来顺从儿子的成本较低。
- 经过多年的行为约束教养和孝道为核心的家庭教育，父母防止自己孩子逃跑的成本相较于娶回的孩子更低。
- 防止女孩逃跑的成本比男孩低，原因是女孩的体力较低，且存在裹脚制度和“三从四德”为代表的道德枷锁，以生产力少量下降的代价换取女孩驯服成本的大幅度降低。
对裹脚进一步分析：
-
裹脚的成本主要是行动力的丧失造成生产力减小。在古代农业社会，男性在农业劳动有比较优势，女性在家务和纺织劳动中具有比较优势。就裹脚而言，其对后者损害较小而对前者损害较大。因此是成本的差异决定了女性裹脚。
-
裹脚的收益不仅是降低驯服女性的成本，也减小了女性的外出，增大了其婚后出轨的成本，确保了婚姻的稳定（尽管它不符合道德）。
-
为什么女方家庭会自愿遭受裹脚带来的劳动力损失呢？事实上，由于以上成本收益分析，男方家庭在婚恋市场中偏好裹脚女性，愿意以更高的价格“购买”裹脚的新娘，即女方所能获取的彩礼就越高，教育投资及裹脚的损失也可以得到弥补。
-
裹脚是一项“技术创新”。中国古代遗址实行女嫁男的婚姻制度，降低婚姻内部交易成本的需要一直存在。在裹脚出现之后（可能为宋代），因为其降低驯服成本，从而很快流行起来。
-
为什么裹脚最终会销声匿迹？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裹脚合理性的丧失和中国现代工业的起步息息相关。科技进步极大解放了女性生产力，在裹脚收益不变的情况下成本增加，其需求就会变少。所以，是成本收益的变化而不是其他因素导致裹脚的理性逐渐丧失。而政权更替时法律和思想的改变起着顺水推舟的作用。
第三节 婚姻为什么会解体
现代社会，离婚率越来越高。为什么经过理性权衡的当事人会在婚后选择离婚？这是否意味着结婚的选择是非理性的呢？
经济学认为，离婚是因为当事人发现结婚所取得的净收益小于婚前预期，这可能使继续婚姻成为得不偿失的行为。
原因：
- 不完全信息。在婚前获得的信息可能不能得出正确的收益预期。
- 在恋爱时，男女都会竭力展现自己的优点而隐藏自己的缺点。并且有的隐形个人特征不能通过婚前约会和相处得到。
- 没有信息是免费的。一个理性的人会通过两种途径来寻找配偶：一种是对新增候选人的“边际扩张”，一种是对已有候选人信息的“边际深化”。在两种边际收益相等时，时间和精力的投入为最优，取得的信息为最优信息。但最优信息并非完全信息，按照最优信息取得的结婚对象在事后看可能并不合适。
- 婚恋市场上的道德风险。结婚后双方的行为可能会发生变化。例如一个不抽烟不喝酒的男性结婚后可能觉得老婆已经到手了，变得既抽烟又喝酒。
- 夫妻双方条件的变化。当婚姻一方的条件发生很大变化影响到“合作”
的收益后，人们就会考虑重新寻找伴侣的成本和离婚的收益，诱发离婚。注意，女性和男性的婚姻黄金期并不相同。一个中年男性对女性仍有吸引力，但女性随着年龄增长对男性的吸引力逐年下降。随着时间推移，夫妻双方条件逐渐不对等。此时，婚姻契约的存在保护了越来越处于弱势的女性的利益，增加了男性的离婚成本。 - 边际效用递减。随着婚姻维系时间增长，婚姻为人带来的激情等主观效用的边际效用不断递减，热情消退。
- 婚外恋（外来感情因素）的影响。
- 与结婚一样，夫妻间离婚的决定取决于成本和收益的权衡。如果重归独身或另行婚配的预期效用小于离异的效用损失（骨肉分离、财产分割、法律费用、时间成本等），即便婚姻的净收益已经为负，他们仍会维系婚姻。
第四节 人类婚姻的未来
一、人类婚姻会走向灭亡
婚姻约束条件的重要变化：
- 人类婚姻的生物学基础——女性用贞洁换取男性对自己和孩子的抚养——已经不复存在。亲子鉴定技术确保了男性不会抚养错小孩，男性对女性贞洁的要求降低，且男性也无法摆脱抚养义务。
- 女性对婚姻的依赖减少。随着女性大规模参与市场活动和社会保障体系的保障，女性得以自力更生和养育孩子。社会保障体系对父亲的角色形成替代。
- 市场交易技术的进步速度大于家庭内部交易技术的进步速度，市场对家庭形成了替代，结婚的经济基础正不断丧失。如性的获取、家政服务、社会保险等等。
二、母系社会将复兴
母系社会的诞生：在初民社会，社会生产力较低，一个男性无法给予女性和孩子以足够的资源。这就导致一个女性以性资源换取多个男性对她的保护，男性也将起资源分散到多个女性身上以降低风险，形成孩子只识其母不识其父的母系社会。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当单个男性已经有能力提供一个或多个女性需要的足够资源，女性选择以贞洁换取男性的抚养也就成为了两性的理性选择。
随着基因技术的进步以及女性生产力的不断上升、父亲提供的资源的重要性不断下降，婚姻制度可能解体，人类也可能恢复母系社会。男女之间以爱情构建生活共同体，爱情在，一起生活；爱情亡，分手。
第七章 中国古代婚姻制度
第一节 童养媳
童养媳的价格。由于抚养和教育童养媳的成本由男方父母承担，童养媳的价格远低于成年新娘。但在不存在交易成本和风险的情况下，在任何时间点，正常娶妻和童养媳两种选择下新娘的价格折现值在扣除抚养成本后是相等的。因为正常娶妻无非是以彩礼的形式支付了成年新娘的抚养成本。
既然两种选择的价格相同，为什么古代社会还会存在童养媳制度？其原因就在于交易成本和风险的存在。
为什么女方家庭会以童养媳的形式嫁女？
- 尽管理论上讲两种情况的净收益是相当的，但其前提为女孩家庭有能力抚养女孩或者能在金融市场上募集到足够的抚养资金（贷款等）。由于金融市场不发达，中国古代普遍存在着很强的信贷约束。对于穷人家父母而言，把女孩送出去成为了不得已的选择。
- 宋代以来，买卖婚盛行，筹措嫁妆给女方家带来了很大经济压力。“将娶妇,先问资装之厚薄；将嫁女,先问聘财之多少”，以嫁妆多少选择媳妇的标准使得成年后嫁女的收益减少。为节约婚费，许多人家选择早婚、童婚。
为什么男方家庭会以童养媳的形式娶妻？
- 自小抚养童养媳，使得其更顺从，迫使她劳动和阻止她逃跑的成本更低。
- 在结婚费用方面，“小婚”远小于“大婚”。
- 童养媳的经济价值。
- 稍大一点的童养媳可以承担一定的家务，比较极端的情况是“女大男小”。
- 童养媳往往被当做男方家庭经济困难时借钱的担保品，甚至直接出卖。
但该制度也给男方家庭带来了风险。
- 新娘的生产潜力在孩童时期不容易被看出。
- 男方女方家庭之间的联系没有正常婚姻紧密，减少了婚姻在互保和社会关系扩展方面的功能。新婚夫妻会损失来自亲朋好友的贺礼，对他们组建独立家庭产生不好的影响。
- 童养媳不是传统正式婚姻，对男方的社会声誉造成一定负面影响。
尽管童养媳制度由于压迫童养媳收到了不少自责，但它对社会仍有部分积极意义。
- 该制度让诸多贫困家庭解决了婚姻问题，减少了闲散单身者数量，维护了社会治安。
- 避免了女性进入更悲惨境地——由于童养媳制度，溺婴行为、委身娼门的现象都有所减少。
第二节 早婚
古代的结婚年龄相当之早，“男子在十五至二十之间，以十六岁为主；女子在十三至十七之间，以十四岁居多”。为什么古代的结婚年龄如此之早呢？
- 在古代落后的医疗条件下，人的平均寿命低，如果不实行早婚，就会对家庭和人口繁衍产生负面影响。
- 在强调女贞的中国古代，早婚是保证女性贞洁的方法之一。
从生理方面讲，既主张晚婚又严禁婚前性接触是不人道的，也是缺乏可操作性的。——李银河
- 教育对婚姻年龄存在挤压作用。古代女性受教育时间较短，因此早婚不受限制。相反，参加科举的男性其结婚年龄较一般男性晚。
- 在中国古代农业社会，家庭的人口和财富紧密相连；家庭人口的增加还可以扩大家族势力，提高家庭的社会地位。对于父母而言，为自己刚具备生殖能力的孩子娶妻生子是实现家庭跨期收入和财富最大化的理性选择。
- 人口对于国家同样是重要资源。古代中国曾有许多鼓励人口生产甚至逼迫早婚的政策。
在现代社会，婚恋由非伴侣婚转变为伴侣婚，父母之命被自由恋爱取代。自己选择伴侣需要一定的阅历、判断力和经济实力，这使得结婚年龄推后。学校教育能有效提升女性生产力，对婚姻年龄造成挤压。种种因素作用下，早婚退出了历史舞台。
第三节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一、父母之命
为什么自由恋爱在古代不是一个理性选择？
- “门当户对”。婚姻会将两个陌生的家庭联系在一起。因此不当的婚姻会增加家庭的风险，进而影响家庭的生存。因此家庭对成员的配偶选择进行严格把关。后文有进一步的论述。
- 子女对婚姻对象容貌等品质的要求可能和父母收益最大化的要求不一致，限制子女的择偶权利符合父母的利益。
- 古代社会信息闭塞，男女之间并不像现在一样有着丰富的交往机会。“男耕女织”，适龄男女不在一起劳作；且古代村落多为同姓、同族人，为不得结婚的近亲。
- 古代社会的早婚传统导致男女没有自己选择婚姻对象的能力。
- 父母认为自己的判断和经验比较准确，更能使子女婚姻幸福。
二、媒妁之言
父母替孩子寻找适合的异性同样面临极高的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借助于专业化的婚姻媒介——媒婆就能降低成本，促使婚姻契约的达成。
媒婆为促成婚姻达成，从而获取报酬，存在夸大男女方优点的可能性。但是这种夸大对婚姻的影响有限：
- 男女方家庭事前知道媒婆的话会夸大，因此会在决策时按照该媒婆历史上夸大的程度对信息进行调整。
- 媒婆语言的可信度影响其信誉和未来的生意。一次夸大的收益可能会很高，但对未来发展不利，因此媒婆会尽量提供真实信息。
- 为防止夸大造成损失，媒婆的收益是分期到付。如果事后男女方家庭不满意，可能会拒绝付尾款。
- 媒婆多为本地人，受舆论监管。且媒婆市场并非完全垄断市场，当一个媒婆由于夸大失去信誉时，其他竞争者会出现并取代其位置。
为什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合理性在现代逐渐丧失？
- 早婚制的退出为男女自主选择提供机会。
- 随着女性从事社会生产的增加，男女性交往机会增加。
- 现代社会变化非常快，父母的经验已经不再有效。
第四节 门当户对
如何看待“门当户对”的习俗？
- 社会保险。结婚是家庭间联系的纽带。在社会保障缺乏的古代，婚姻关系作为医疗保险、残疾保险、养老保险的一种替代而存在。结婚的过程就是两大家庭之间建立互保和扩大社会资源的过程。当双方家庭实力差距过大时，弱的一方就无法为强的一方提供保险。
- 合作的利得。社会学将这种与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文化、职业、民族、宗教等基本一致的人所建立的婚姻称作同类婚姻，并认为这种婚姻比较稳定。即门当户对的婚姻可以减少家庭内摩擦，降低交易成本。
- 知识传授。在传统社会中，年长者被尊重的原因往往是具有较多的经验和知识。家庭中这些年长者所具有的相关职业的知识更能传授给与其家庭背景相似的年轻人。
- 收入最大化。贝克尔认为，在家庭生产中，如果男女质量存在替代关系，则门当户对（男女同质化）不利于家庭生产，反而是不对等的婚姻有利于双方扬长避短，通过专业分工实现收益最大化。因此，婚姻的匹配取决于替代关系和互补关系谁起更大作用。实证结果表明，男女的互补效果强于替代效果，即门当户对的婚姻有利于实现收益最大化。
- 信号显示。古代女性对于男性的能力和品质有着很强的依赖。针对男性的信息收集是有必要的，而门户是否相对就是一种收集难以测定的隐秘信息的方法。贝克尔认为，那些难以评价的特征，可以通过外在的明显特征——即门当户对中的种种信息——宗教、家庭背景、种族等等进行部分测定，因为这些特征和那些难以评价的特征相关。对女性也是如此。
第八章 生育经济学
第一节 生育数量的经济学
经济学认为，生育行为等同于商品的购买，父母是否生育孩子的决策取决于生育行为的成本收益分析。
收益：
- 子女是一种心理收入或满足的来源。抚养子女带来快乐，也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道德满足感。
- 抚养孩子可以带来经济收益。当孩子成长到一定年龄，就可以通过劳动为家庭带来收入。
- 跨期保险。“养儿防老”，成年的孩子为父母提供赡养。
成本：父母生养孩子的全部花费，包括直接成本（一个孩子衣食住行的费用、受教育的费用、由父母补贴的婚姻支出等）和间接成本（父母生养孩子所损失的受教育和获得收入的机会）。
古代社会，由于女性时间成本低廉，因此由女性来承担抚养工作。同时由于生产对人的要求低，孩子在较小的年龄就能投入工作，为家庭创造收益。因此多生孩子和大家庭就成了古代人们的理性选择。
现代社会，下述原因改变了生育的成本收益。
- 随着医学进步，夭折率下降，父母不需要通过多生孩子来保证一定量的孩子能够成年。
- 现代劳动需要大量的学校教育和培训，孩子的教育年限增加，这就造成生养后获取利益的年龄后推，需要付出的教育成本增加，孩子从谋生工具变为经济负担。
- 社会保险机制完善，养儿防老的需要减少。
- 离婚率增高，对生育数量产生负面影响。
- 女性时间成本提高，生育的成本大为提升。
- 城市化提高了空间成本。
第二节 家庭收入变化对意愿生育数量的影响
一、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
经济学将孩子视为一种能带来效用的耐用消费品。收入效应指家庭收入增加后，家庭对孩子和其他耐用消费品的需求都会增加；替代效应指当家庭收入增加后，孩子相对其他耐用消费品的价格上升，家庭会选择消费更多的其他耐用消费品，消费更少的孩子。
例子：
收入效应：彩票中500w，会增加其他耐用消费品和孩子的需求。
替代效应：国家对多生孩子进行补贴，孩子的价格相对下降，家庭会多消费孩子。
- 工资收入增加的影响。工资的增加意味着家庭收入的增加，也意味着生育所放弃的收入的增加。此时生孩子的决策取决于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两者作用力比较。
二、父亲还是母亲提高了工资？
具体到家庭成员的工资增加对生育数量的影响时，我们需要区分是谁的工资增加。
母亲的时间成本是生育总成本中的主要部分。
同样是工资增加，因母亲花在照顾小孩的时间较多，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母亲工资增加会减少家庭意愿生养小孩的数量，而父亲工资增加正好相反。
第三节 性别选择的经济学
生男生女同样面临成本收益的考虑。
一、生男生女的成本收益分析
收益比较：
- 子女是一种心理收入或满足的来源。从这个角度看，男女各有优势。但在古代社会重男轻女的风气下，生男带来的心理收入一般大于生女。
- 古代农业社会，女性对男性有很强依赖。从养儿防老的角度讲，生儿子意味着晚年可以得到儿子和儿媳妇的照顾，但女儿本就依赖丈夫，女儿更多的是提供情感沟通和日常生活辅助方面的帮助。女儿的跨期保险功能不如儿子。
- 古代社会男性的劳动力大于女性，儿子的劳动带来的收益大于女儿。
成本方面，虽然生养儿子略大，但也相差不多。因此，生养儿子而非女儿成了古代农业社会父母的理性选择。
对男孩的偏往往出现在一些以农业为主导、社会保障体质落后、依靠个人力量保护人身和个人财产的社会。 ——波斯纳
二、市场机制与中国男女性别比例失衡
在一夫一妻制和男女性别比例正常情况下，基本上每个人都能找到异性而婚配，婚恋市场近乎完全竞争市场，男女性都无法取得垄断利润。
但在女少男多的情况下，由于女性“供不应求”，男性之间的竞争抬高了女性的价格，使生儿子的相对收益减少而生女儿的相对效益增加，父母会偏向于生女儿。性别失衡将得到缓慢调整。
但是，通过市场机制扭转性别失衡至少需要一代人，这一过程将会提高男性平均结婚年龄，降低女性平均结婚年龄，减少已婚男性比例，增加已婚女性比例，并给社会造成一定不利影响。
三、溺婴与溺女婴
溺婴是一种不人道的行为，但其自有合理性。
在古代，人们没有节育手段，这容易使家庭小孩数目超过最优数目，对其他成员的生存造成负面影响。溺婴等手段减少了该婴儿可能消耗的资源。
父母对男女孩子资源配置上存在显著差异，给予男性后代的要多于女性后代的。溺女婴只是极端情况下父母对子女不同评价的集中体现。
溺女婴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在前现代社会，技术进步缓慢，人口对社会造成承重负担。溺女婴造成的性别失衡控制了人口增长，也提高了存活女性的福利。
第四节 生育管制、生命周期理论和中国的外汇储备
控制人口的政策，改变了中国家庭对储蓄、投资、消费的选择，引致了超高的储存率、大量的贸易顺差，也带来了人民币低估的争议。 ——郭誉森
一、无管制下父母的生养行为
父母对小孩的投资既包括对孩子数目数量，也包括对单个孩子的质量。综合考虑，当最后一单位货币的投入用于增加孩子数量所带来的的收益等于用于增加现有孩子质量所带来的的收益相等时，就是投资数量和质量的均衡解。
孩子的跨期保险功能可以和生命周期理论结合起来分析。
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人是按照其一生的收入来安排消费的。在小孩和老人时期，收入小于消费，他们靠父母（孩子时期）和青壮年时期的储蓄（老人时期）来生活；而在青壮年时期，收入大于消费，该剩余被用于抚养小孩和赡养老人等。
因此，为了老年着想，理性的人会在青壮年时期将收入的多余部分用于投资——用于储蓄、购买股票和房地产/生养小孩和对小孩进行人力成本投资。理性的个人会投资到这种地步：将风险、玩具效应等因素都折算成货币，投资于小孩的预期回报率等于投资于金融资产的回报率。
二、计划生育、质量对数量的替代和中国的外汇储备
中国的计划生育一般要求只生一个。假设某代表性家庭在没有计划生育时意愿生育两个孩子，在政策影响下，其不得不把预期生养第二个孩子的钱用于第一个孩子的质量投资和投资金融资产。因为孩子质量和金融资产均为正常品，该家庭对两者投资数量均增加。
计划生育导致的质量对数量的替代：
- 对小孩人力成本的过度投资。由于只有一个孩子，无法根据不同孩子的特长进行专门投资，只好对一个孩子进行大量的全面的投资，造成孩子负担增加（辅导班）、投资回报率下降。数量管制使单个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的边际成本小于边际收益，形成过度投资。
- 在设施完善的城市抚养孩子，孩子的素质更高。因此，在一个孩子情况下，父母会尽量在城市抚养孩子，不得不承担更高的抚养成本。同时，也造成了城市教育资源过载——城市入学难，乡村学校不断减少且质量变差。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莫迪利阿尼根据他发展的生命周期理论研究认为，中国惊人的高储蓄率是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
- 考虑到孩子夭折的风险，又由于无法通过多生来“养儿防老”，父母不得不通过投资于金融资产来养老。
- 中国缺乏多样的金融工具，储蓄成了大多数的选择。中国国内无法消化如此高的储蓄率，大量资产投向国外，形成中国的外汇储备。
第九章 犯罪经济学
第一节 犯罪的定义和社会成本
一、定义及分类
犯罪的定义（波斯纳）：由国家起诉的，并且罪犯必须向国家缴纳罚金或者承受被关进监狱的非金钱惩罚。
犯罪的分类：1. 暴力犯罪 2. 侵犯财产犯罪 3. 非法物品和服务交易犯罪 4. 其他类型的犯罪
根据国情不同，犯罪的内涵和外延也会发生变化。
二、犯罪的社会成本
犯罪给社会造成的净损失=没有犯罪行为也没有犯罪防范活动下的国内生产总值 - 有两者下的国内生产总值。
以偷窃行为为例。
- 小偷不去偷窃而从事正常生产活动所创造的价值。
- 小偷偷窃行为过程中的净损失。如打碎保险窗、割破皮包等。
- 社会和个人为了防止偷窃行为发生的投入。警察部门的设立、保镖的雇佣等。
- 资源配置的损失。偷窃行为的偏好性可能导致某种优质产品的无人问津。
但是，小偷所偷取的财物却不在净损失之内，因为这仅仅是财富在个人之间的转移。
第二节 罪犯的决策
一、犯罪和理性
经济学认为犯罪是理性行为，潜在的罪犯是否犯罪，取决于他对犯罪行为的成本收益分析结果。
在犯罪经济学出现之前，犯罪学研究认为犯罪是不理性、反常、心理变态的。犯罪经济学的这一假设造成了很大冲击。如何看待犯罪是理性行为的这个假设？
- 理性假设并不否认现实中存在心理变态的人。但经济学认为这些人实施犯罪行为前会进行理性的成本收益分析来决定当前是否实施犯罪。
- 理性假设不排斥极端行为，如激情犯罪的发生。
- 实证研究表明，犯罪行为就像理性模型表明的那样，与犯罪成本和收益密切相关。
二、犯罪的成本和收益
犯罪的成本包括各种不同的现金支出（如购置犯罪用品）、犯罪的时间成本和刑事处罚的预期成本。
犯罪的收益主要来自于犯罪行为所带来的各种不同的有形（在获得金钱性犯罪）和无形（在情欲性犯罪）的满足。
首先举例分析其他因素对犯罪的影响。
- 当人们普遍使用信用卡支付时，人们随身携带的现金就会减少，现金偷窃的收益就会减少，信用卡犯罪的收益会增加，从而使信用卡犯罪增加，现金偷窃减少。
- 失业率的减少增加了合法工作的收益，提高了犯罪的时间机会成本，从而减少犯罪率。
- 使用防盗设施，增加了犯罪的投入品价格，偷窃供给就会减少。
下面分析刑事处罚的预期成本。刑事处罚的预期成本包括从事犯罪活动被抓的几率（即被查获的几率）、被抓住后被判有罪的几率（被定罪的几率）和惩罚的严厉性（包括惩罚给自己和家人带来的损失）。
这三个成本间存在替代关系，这就意味着增加其中一个因素就可以提高刑事处罚的预期成本，弥补另两个因素的不足。“乱世用重典”就是在查获率低的乱世通过提高惩罚严厉性来增加成本，减少犯罪。那么，只提升惩罚严厉性是否造成不公平呢？从表面看这似乎不公平，因为更多的人逍遥法外，而少数人遭受比平常更严厉的刑罚。但是，只要参与人事先的成本和收益是均等化的，即每个人被抓几率和被判刑几率相等，这种高惩罚的司法制度就是有效且公正的。
三、死刑：保存还是废止
除了人道主义和误判，废除死刑主义者强调社会与心理因素在暴力犯罪中的决定因素，并由此认为施用死刑不会有震慑效果。
对于谋杀行为这种“商品”，其需求与相对价格成负相关关系。谋杀价格主要包括社会学、心理学所强调的心理成本和谋杀的刑事处罚预期成本等。按照经济学观点，废除死刑会减小谋杀价格，从而增加对谋杀这种行为的需求。实证研究表明，禁止死刑会导致更多的人死于谋杀。
第三节 犯罪防范的经济学
一、社会最优犯罪水平（总投入分配）
防范犯罪和一般的厂商行为一致，也受边际成本递增和边际效益递减的规律影响。
当最后一单位犯罪防范活动（包括事前的预防和事后的惩罚）的社会收益等于社会成本时，整个社会就处于最优犯罪水平的状态。
二、防范犯罪的（社会）预算分配（防范行为内部的分配）
应用等边际原理可知，当在犯罪防范上任何一方面的最后一单位的投入所产生的收益相等时，达成各个方面最有效率的组合。即：此时价值一元人民币的警察工作的边际社会收益，要与价值一元人民币的司法工作、价值一元人民币的管教工作的边际社会收益相等。
举例说明，假设犯罪防范体系在侦讯和逮捕方面未达到满负荷状态，而监狱收容已经达到满负荷，则已经被审判的罪犯不得不被提前释放，刑事处罚的预期成本下降。此时，增加一单位的侦讯、逮捕投入的收益较小而增加一单位的监狱投入的收益较大。此时，从警察部门转移经费到监狱部门就是有利可图的。
因此，如果三者边际收益不相等，在三者间转移经费就可能获得净收益。
补充：
- 事先的守法教育同样可以减小犯罪率，其投入同样可按照等边际原理分配。
- 等边际原理存在的前提是法律不变。如果改变法律，用死刑来降低监狱负荷，则不改变经费投入也可以维护既定的震慑力。
三、边际震慑力
既然采用重刑可以保持威慑力且不增加成本，何不加重刑罚？经济学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这是由于所有的决策都是在边际点上做出的，对所有罪行的一律严惩将会导致更大数量的罪行发生。
试想如果抢劫杀人和抢劫的惩罚都是死刑，那么为了防止被指认，只想劫财的潜在罪犯会倾向于抢劫杀人，导致更多恶性犯罪的发生。
利用经济分析中的边际概念，我们可以将杀人定义为抢劫、强暴、绑票等罪行的边际罪行。当惩罚皆为死刑时，边际罪行并没有得到相应的边际惩罚，边际威慑力就无法展现出来。潜在罪犯会在边际上犯下杀人的重罪，原因在于边际罪行缺乏边际震慑力量的压制，即犯罪收益增加的情况下成本却不变。
犯多大的罪受多大的刑，理性的社会人不会把惩罚加重到无犯罪行为发生的地步。
四、我们该如何减少犯罪行为的发生？
对于个人而言，也可以通过降低犯罪收益和增加犯罪成本来避免成为受害者。
- 以邻为壑效应：自己加装防盗窗，将窃贼引流到没有防盗窗的邻居家。但是这并非对社会仅有负面作用，因为防盗窗增加了犯罪的时间机会成本和购买工具的支出，从而减少社会的窃贼。
第十章 环境保护经济学
第一节 基本概念
一、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
市场机制运行的一个前提是私人物品假设，即所有的物品和服务均被授予清晰的私人产权。在产权明晰的条件下，个人在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实现着经济效率。
私人物品的特征：消费的竞争性和排他性。
竞争性：某人对此物品的消费会干扰或减少其他人对此的消费。如食品。
排他性：对该物品的免费消费可以被阻止。如门票制。
相对地，公共物品的特征：消费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
非竞争性：一个人的消费不会导致其他人消费的减少。如呼吸空气。
非排他性：阻止别人消费代价极高或根本不可能，例如呼吸空气。
| 排他性 | 非排他性 | |
|---|---|---|
| 竞争性 | 纯私有物品（冰淇淋） | 开放性资源（公海） |
| 非竞争性 | 拥堵品（高速公路） | 纯公共物品（国防） |
二、外部性
当某个个体的生产或消费无意识地影响到了其他个体的效用或利润，且未对其支付补偿或收取费用时，就产生了外部性效应，它使生产或者消费处于非有效状态。
企业的最优排污水平往往高于社会最优排污水平，因为污染存在负的外部性，即便对社会造成了损失，企业也不必为此支付。
污染量是否应该为零？污染可以视作生产的投入品。追求零污染会造成过高的经济成本或根本不可能，因而是不现实的。存在最优的社会污染水平，此水平上污染的边际社会成本等于边际社会收益。
第二节 环境政策和工具的演进简介
- 庇古税。英国经济学家庇古指出，环境问题在于负的外部性引起的市场失灵，因此应该对污染企业加征一种税，来激励企业减少污染。但是确定这一税的价格却成为了难题。
- 科斯定理。诺贝尔奖获得者科斯指出，市场机制的前提是私有产权，公共环境恶化是由于其缺乏产权，因此带来的损失也无法在市场中体现。科斯提出在明晰产权前提下通过污染权交易来解决污染问题。
第三节 科斯定理和私下的讨价还价
一、科斯定理
科斯认为，在外部性来源清楚、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下，无论是谁获得产权，有关各方总能达成协议来矫正外部性造成的市场失灵，恢复经济效率。
外部性引起的无效率，其根源是缺乏产权。
- 津巴布韦的大象保护。在将大象的产权给予村民之后，出于大象表演等等带来的长期利益，村民会自发养殖大象、防备偷猎者，从而防止了大象作为公共资源被偷猎而不断减少。
二、例子
假设政府将污染的权利定义给了厂商，再假定厂商和污染受害者之间的谈判无成本。
对于厂商而言，只要某一单位产量上，厂商从污染受害者处得到的收益大于生产这一单位产量所获得的收益，它就愿意不生产这一单位产量。
对于污染受害者，只要他支付的金额小于所受到的污染损害，他就愿意支付。
因此，只要污染受害者愿意支付的钱大于厂商不生产的损失，双方就存在讨价还价的可能，而两者相等的点即社会最优产量处。
反之若污染权利属于污染受害者亦然。通过自愿交易，双方的福利水平均上升。
但是，权利分配对于污染者和受害者仍具有重大影响，因为这决定谁向谁付钱。
三、科斯定理的局限性
科斯定理只有在利益各方可以顺利达成和实施协议时才适用。那么，在现实生活中即使有可能达成互利协议时，协商也往往失效。
原因：
- 协商交易成本。科斯定理的假设是无协商交易成本，而在现实中谈判成本可能很高，甚至谈判由于高交易成本无法实现。
- 当利益相关方人数众多时，协调利益的代价将昂贵。并且人们有“搭便车”的激励。每一个人都希望别人去谈判然后坐享其成。
第四节 针对外部性的公共政策
一、命令与控制
政府通过行政命令对污染进行直接的管制，如禁止DDT的使用、设立行业标准等。
对管制的最主要批评是其不为最有效方法。
-
要求人烟稀少地区行驶的汽车和大都市行驶的汽车采用同样的排污标准，造成浪费。
-
为了制定标准，不得不详细了解行业内部数据，花费大量成本，且可能得到误导数据。
二、庇古税
政府通过征收庇古税干预私人经济活动，实现经济的帕累托改进。当征收的庇古税等于社会的边际损失时，私人边际成本和社会边际成本实现一致，社会从而重新恢复到帕累托最优状态。
- 在减排上，庇古税能起到和污染管制相同的效果。
- 税收在达到相同减排效果上比管制效率更高。每个企业减排的边际成本不同（或者不与其边际污染成比例），而管制标准是相同的（要求减排的数量或比例），这就造成了某种不公平。在庇古税下，减排边际成本低的企业会多减排，少交税，成本高的企业会少减排，多交税，从而在社会成本最小条件下实现既定减排目标。
- 庇古税给企业提供灵活的减排激励。在命令与管制下，企业达到一定标准就会停滞不前，而庇古税激励企业寻求更节能减排的生产方式。
- “双重红利”。庇古税促使企业考虑外部性，既增加了政府收入，又提高了经济效率。
-
双重红利：第一重红利指庇古效果：透过税收工具，使污染者降低污染物的产生，直至边际减污成本等于污染税率为止。第二重红利来自于税收循环效果：用环境性的税种降低扭曲性的税种（如所得税等）。
-
受害者应该受到补偿吗？鲍莫尔和奥茨认为，若为常见的公共外部性，则不应该补偿受害者。原因是该外部性的承受者受到补偿，就会减少他们从事防卫性行为的诱因。如因为污染，某地区的餐馆受到了补偿，则会减少受害者的防范措施，甚至吸引其他地区的人专门到此地区从事餐饮行业，就会使经济效率下降。
-
庇古税的缺点是具体数额难以确定，面临信息获取问题。
三、污染权交易市场
可交易排放许可证：向生产者出售污染许可证，创造出一个本不会出现的市场，让“环境容量”成为可交易商品。
-
政府可以通过追加排放权给市场或者回购许可证灵活地调整污染量。
-
污染许可证的价格可以显性表现出污染的“价格”，从而推断庇古税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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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证制度也存在缺陷。如有的企业可以购买大量多余许可证以阻止新企业进入该市场，以形成垄断。同时，许可证一般只适合于均匀混合污染物，如二氧化硫。
-
能效标识通过向消费者传递信息的方式，促使消费者购买节能产品，激励厂商生产高能效商品，并为政府决策提供信息基础。
第十一章 农耕游牧关系的经济学分析
略。